内容提要 1933年上半年日军进攻长城一线,不仅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也有损于美国的远东利益。美国因此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美国关注日军的进攻,弄清日军是否进占平津地区,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美国称赞中国军队的抗战精神,派遣军舰入驻渤海,给予日本一定的压力。但是,美国的强硬立场仅限于此,他拒绝国民政府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和牵头阻止日本侵略行径的要求。美国不断要求中日双方进行停战谈判,并答应日本不介入谈判,只是静观谈判的举行和《塘沽协定》的签订。总之,美国虽然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关注长城抗战的主调是妥协求缓和。
内容提要 在近代中国,“睡狮”一词被普遍使用,寄托着时贤对民族强大与复兴的强烈渴望。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前后的这段时间里,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与抗战救国的现实需求深刻影响了关于“睡狮”的书写。就“睡狮”的价值意蕴而言,已不再满足和止于“先睡后醒”的未来期待与潜在实力上,而是着力书写“睡狮”醒来的紧迫性。基于“睡狮”一词所带来的诸多消极影响,有些人甚至把“睡狮”定义为一个负面性质的词汇;有鉴于“睡狮”醒来的艰难性,对中国的“睡狮”资格都产生了质疑乃至否定。与此同时,把全民觉醒作为“睡狮”真正醒来的衡量标准成为一个突出特征,也由此引发了针对“睡狮”醒来短暂性、反复性进行批评的书写现象。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于“睡狮”的书写中,蕴含着促进国民觉醒与抗战救国的努力。
内容提要 黄河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自 1983年首倡至今已逾40年。黄河学知识涵盖黄河本体、治理、利用和文明演化四个层面,其核心是洞悉黄河与国家、民族命运关系的重要知识体系。黄河学学科体系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学科边界明确,体系完备,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清晰,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规范系统。黄河学是致力于探寻黄河文明发展道路的学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内容提要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中后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在对自由时间进行分析和阐述的过程中,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对其历史发展作出了系统建构。在自由时间演变的历史分期层面,马克思将其划分为人的依赖性阶段的匮乏状态、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匮乏状态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实现状态。在造成自由时间匮乏的历史诱因层面,马克思将其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平等社会制度和时间主体个人条件。在推动自由时间实现的历史路径层面,马克思将其预测为阶级对立被消灭、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和自由时间合理利用。
内容提要 语言符号反映人类认知。人脑对具象世界进行抽象概括,分门别类,化繁为简,反映在语言符号层面就是以少驭多机制作用下的句法限定。从拥有最少(有限多)单位的形式层和符号层,到基于聚合关系(类型)和组合关系通过句法限定所生产出的无限多的言语材料,语言符号的以少驭多机制使人类认知成为可能。经济性原则在人类探索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检视语言符号以少驭多机制提供了客观性、综合性、动态性和具体性四个视角。语言符号作为人类文明的记录、传播和储存工具,其以少驭多、以不变(或渐变)应万变的省力机制也是人脑智力和智性的生动体现。
内容提要 “禹迹”是两周时期的重要概念。通过梳理相关辞例,并结合鉐加编钟铭文等出土材料,可知“禹迹/绩”“禹绪”“禹功”义近,皆指大禹之功绩,后又引申为地理概念。周人以“禹迹”的继承者自居,从而宣示疆域的合法性,“禹迹”观念所蕴含的地域认同成为维系周王朝统治下各同姓诸侯与异姓诸侯的重要纽带。及至春秋,各诸侯国强调“缵禹之绪”,亦即对禹功的承继,“禹迹”所蕴含的地域认同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强化。“禹迹”后又演变为“九州”,“九州”的划分应是春秋以来各诸侯国“禹迹”观念的沉淀与总结。“禹迹”参与了中国早期地域认同的塑造,并深刻影响了族群融合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进程。
内容提要 “无情”说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从人类情感的天道根源、具体表现和内在根据等方面论述其对情感的理解。从天道根源来说,庄子主张“道与之貌,天与之形”,认为人的形貌身心均来自天道的自然赋予。人应效法天道,“安之若命”是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应有态度。从具体表现来看, “无情”关键在于“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两大方面。庄子重视对人心灵和精神的保全,对“情”进行二重区分,反对世俗好恶之情,主张回归自然天道之情。从内在根据来讲, “无情”是心之“德”的呈现, “才全而德不形”彰显“无情”的心性意蕴。庄子的“无情”说不是对情感的绝弃,而是对情感的升华,是对情感虚静、平和状态的追求。庄子强调人心的修养工夫,以期达到情之“和”的逍遥自由境界。
内容提要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气氛美学将气氛置于审美活动的核心,其立足于新的物性论,以回归日常生活的视域开启了感性美学新的面向。作为生长在生态自然美学视野之上的新美学,气氛美学一方面拒绝了传统自然美学研究的先验范式,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处身性联系,另一方面以现象学的立场反拨了形而上的思辨美学模式,关注原发性、具身性的审美经验。同时气氛美学还以一种审美实践理论改造了传统美学偏重接受的审美活动观,不仅积极为大众艺术平反,而且以一种批判美学的姿态来抵制审美场景化。尽管气氛美学存在着气氛描述的模糊性以及理性在气氛美学建构中的缺席等缺陷,但从当代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气氛美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助于建立一种重体验、重创造的新的感性美学形态。
内容提要 明代唐宋派标举“真精神”和“本色”批判文坛中的诗文复古现象,该批判建立在对复古派诗文写作文质分离判断的基础之上。与此相对,“本色”则是“真精神”的自然流露。但是,唐宋派忽略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复古派在理论建构中为弥合文质裂隙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通过锻炼技艺超越“法”的束缚,使具有分离倾向的文与质在精通技艺的主体处重新合一;二是强调追求诗歌的意涵之美,提出外在的文饰并非诗文的唯一目标。这些辨析与唐宋派对“真精神”的强调遵循同一逻辑,即强调质的重要性及质本身的美,但坚持复古的复古派难以说明质与外饰之文的关系。在批评中,复古派重质实与质实之美的讨论被忽视,复古派对外饰之文的执着被作为批判的重心。这些辩论反映了中国古代文论重质实之美的倾向,也反映了此种倾向与重外饰之美倾向的张力。
内容提要 当代人文经济探索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基于福利资本主义传统的人文资本主义探索,由于福利国家的自身矛盾而在混合方案中左右摇摆;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其内在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实现了价值取向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成为21世纪新范式的引领者。文章立足于思想史和理论比较,对人文经济范式的主要内涵与核心命题进行提炼与阐释,基于过程与联系的系统论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与治理模式给出了人文经济意义上的解读。人文经济在当代的复兴,主要源于高度城市化时期民生改善和风险处置的迫切需求,要求发展方式必须转移到效率与公平协调的路径上来,更好促进“人的发展”。只有从“范式”层面理解人文经济,才能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现代化道路新选择的科学内涵和历史意义。
内容提要 理清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主线,是进一步明晰其系统框架、探索其实践路径的关键环节。文章从中国式现代化在上层建筑立场、方法论基础、经济基础属性三个维度的特殊性出发,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立足点是为了人民、发展动力是依靠人民、发展归宿是落脚于人民,从而得出人的现代化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发挥着重要的逻辑主线作用。在此基础上,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将人的现代化区分为物质富足、整体健康和全面发展三个层次,阐明这三个层次现代化内涵的跃升既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更高阶段的发展动力,勾勒和刻画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未来走向。最后,提出促进人的现代化内涵跃升的微观、中观和宏观路径,包括着力探索劳动力价值的时代拓展与充分实现机制,协同推进生产体系、分配体系、交换体系和消费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加快形成人的现代化所需的技术条件、制度条件和理念条件等。
内容提要 探寻民营经济政策变迁历程及逻辑对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间断均衡与政策范式整合的理论视角构建了民营经济政策变迁分析框架,梳理1978—2024年我国民营经济政策的变迁历程发现:中国民营经济政策呈现出长期均衡和短期突变的总体特征。具体而言,民营经济政策变迁历经“政治导向型”的补充发展、“行政导向型”的共同发展、“政府+市场型”的平等发展和“市场导向型”的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环境变化发挥核心驱动力的作用,其驱动逻辑体现为:政治环境主导民营经济政策目标设定,社会环境倒逼民营经济政策主体回应,经济环境决定民营经济政策范式转换,法治环境保障民营经济政策效果实现。这一研究启示在于:政府应加快“法治化”建设进程,为民营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有效性提供保障;政策制定部门须从政策目标、工具设置、企业需求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系统性考量,确保制定的民营经济政策具备适应性、科学性和精准性;民营企业应通过政策学习、响应与反馈将民营经济政策演变规律内化为核心竞争力。
内容提要 党全面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关键是资本治理问题,新发展格局下资本治理效能愈发凸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成为国家资本治理主基调。基于资本功能复杂性的理论剖析,集中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良性发展的治理路径,以激励资本有效性、矫正资本局限性、防治资本破坏性。相较于“把资本管住”的制度优势,优化资本治理效能进一步突出“把资本管好”,探究用资本节制资本的新路径,而优化资本治理要以畅通资本作用发挥为导向,通过体制创新为资本赋能,探索用资本发展资本、用资本管理资本、用资本优化资本的新途径。进而指出,要提升国家资本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水平,确保资本治理开放性和灵活性,增进资本监管精准度和效能感,强化资本信心,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