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伴随从地方到国家层面的实践不断完善,由主政地方提出“两山”理念,到总揽全局明确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每一时期的发展实践都由创新理念引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紧密结合。绿色生产力的提出,是对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探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财富理论、生态思想、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为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绿色生产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及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根本遵循。
内容提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赓续了民本思想的传统,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吸纳了“天下为公”“任人唯贤”“和合”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为民主政治的深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与认同基础,彰显了历史脉络与文化延续。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广泛参与”的政治模式和“权利保障”的政治价值,为“王道仁政”“贤能政治”“礼法秩序”思想赋予新的时代意蕴,展现了创新性的发展维度。挖掘民本思想底蕴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独特性的关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厚文化底蕴和鲜明人民底色,是其发展的独特优势和重要驱动力。
内容提要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出发,权力是把握资本逻辑的重要切入点。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变革形成了资本权力运作的全新方式,凭借数据占有、平台垄断与智能算法的三位一体结构获得了主导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强大权力。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双向转化以资本增殖为目标成为数字时代的“现实抽象”。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体进行实践活动的人,其数字化生存方式受制于数字资本权力的支配,在存在虚拟化、精神被动化、生命加速化的三种样态中呈现出数字时代主体异化的新境况。数字化主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不仅没有取得自身自由全面的发展,反而在数字资本权力的压迫与剥削中遭受着生存之痛。面对这一主体性危机,需要通过规制数字资本、合理推动数字化以及唤醒主体意识的可能路径实现对数字资本的驾驭,为走向数字时代的主体解放提供思想指引。
内容提要数字时代是充满可能的时代,其可能性就在于:不同制度,结果迥异。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经历了深刻的重塑,这种重塑理应而且能够与数字社会主义相契合。资本与数字技术深度结合,愈加隐蔽地攫取数字劳动者创造的数字剩余价值。文章围绕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展开比较研究,剖析二者的本质差异,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参照。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的本质分野在于技术政治的选择。数字资本主义以资本逻辑驱动技术异化,数字社会主义则通过生产关系重构破解困局。文明形态的抉择由此清晰:数字资本主义将人降格为“数据载体”,而数字社会主义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回归人本,中国路径证明唯有锚定生产关系变革,方能实现从“算法霸权”到“数字正义”的文明跃升。
内容提要营商环境研究面临着难以解释中国特色治理实践的知识生产难题。究其原因发现,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坚持的理论知识源———法律起源理论、制度性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可能性前沿(IPF)分数,虽然提供一种理解法律起源和私有产权制度如何提供有效经济激励机制的方式,但也存在着普通法系偏见、潜在的放松管制倾向和“价值有涉”判断等问题。世界银行通过指标排名和官方援助两种治理工具影响了全球营商环境改革,助推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得到广泛认可与传播。营商环境概念传入中国后逐渐地方化发展,内涵不断丰富,不再局限于指标排名,而是演变为一个概括形容中国商事活动基础条件的概念。在评判营商环境的标准方面,中国认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而非法律起源;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方面,中国坚持渐进式优化营商环境而非“应试改革”。中西方营商环境知识生产路径的不同,体现出各国对本国营商环境改革实践特征的差异化研判。“理论构成”和“理论验证”是现阶段推动中国营商环境地方化知识生产的两种思路,有助于研究者在改革实践的领域中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推动中国营商环境研究走向成熟。
内容提要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一个亟须深入讨论的问题。资本主义政商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其背后有着深刻的资本逻辑。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商关系是对人民如何合理驾驭资本以服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系统思考,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民逻辑。亲清政商关系正是人民逻辑的具体表现形态,并在“政”“商”两个维度有着丰富内涵。在政商交往的内容方式上做到“亲清统一”、健全法治保障、推动政商实际地位平等和实现互利共赢是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内在要求。当前,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已在加大反腐力度、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及政策驱动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当代实践,但仍然存在着政商之间“亲而不清”“清而不亲”的现实困境。对此,一方面应强化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政治导向,拓宽沟通交流渠道,健全完善常态化政商沟通新型机制;另一方面要强化民营企业的自我约束,鼓励其积极培育弘扬企业家精神,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激活民营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内容提要 文明更新是城市更新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旧邦新命。城市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体,通过城市更新可以恢复城市肌体的活力,澡雪城市精神,实现城市文明的更替。文明更新是各种文明成果的层累和有机融合,是在充分尊重城市文化传统、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传统与现代融合而产生的新文明形态。以城市更新推进文明更新须坚持三个原则:坚持空间正义,以文明更新超越文明断裂;推进文化认同,以文明叙事再造全球地方;锻造城市生命体,以文明融合超越文明隔阂。
内容提要 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向人们昭示了文明范式变迁是人的社会实践结晶,更是社会关系的生动映照,它深刻反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普遍及客观联系。数字文明的巨大影响正逐步深嵌至技术、连接、文化与治理的社会综合域,加速推进着社会生产、社会关系、社会思潮和全球治理的持续性、革命性、基础性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形态发展所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可分别从方法论角度的“解构社会”、信息论角度的“监控社会”、过程论角度的“加速社会” 、知识论角度的“迁移社会”及关系论角度的“具身社会”审慎考察。应对数字文明社会形态变革,要坚持开展“人—机—社会”一致性的文明规训,从包容与矫正、信任与安全、系统与秩序等维度,着手构建和谐共生、稳定发展的数字文明新生态。
内容提要 1855年至1949年黄河流域发生的重大历史与政治事件,是西方国家与中国本土进行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来源。西方人构建出“中国之患”等国家形象,而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掀起黄帝热,提出“醒狮”“睡狮”说,构建出“海上危船”和“少年中国”等形象,直到20世纪20年代黄河流域开启一系列现代考古发掘工作,重塑中国历史,再造中华文明,方使黄河流域获得“中华民族摇篮”身份,黄河拥有了“母亲河”地位。抗战带来民族主义高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再次成为缔造新中国的摇篮,《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河”形象,改变了晚清以来黄帝作为民族认同符号的历史,创造出“红色中国”雏形。百年黄河叙事以黄河与黄帝文化符号作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想象的核心产物,彰显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最终走向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发展过程,折射出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显现出在近代黄河叙事中观念想象与实体建构相辅相成的事实,从而推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
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具有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两大内涵的“生产教育”被奉为中国教育的出路,涉及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历史主题。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内涵的“生产教育”经国民政府与部分教育界人士提倡迅速兴起,反映了改良主义的救国探索。进步教育学人在极为注重经济的唯物史观指引下,通过译介苏联“生产教育”,积极传播以认识、变革生产关系为主要内涵的“生产教育”,推崇以劳动阶级为教育主体的阶级斗争教育,并借助对于乡村建设运动中“生产教育”的批驳,强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变革的出路首要在于变革生产关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而非发展生产力的改良主义途径。苏联生产教育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反映出近代中国出路在于社会变革的认识深入教育界,表明寻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已为大势所趋。
内容提要 数字生态是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当前实数融合已从技术赋能转向生态系统自组织化阶段,数字生态通过技术创新范式变革、产业组织形态跃迁与平台价值网络重组,突破了传统经济的创新壁垒、产业边界及垄断结构。其机制涵盖多元共治、资源调配及空间再平衡的协同,形成“非线性互动—正反馈循环—动态演化”的复杂适应系统,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域整合与效率提升。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生态融合,需要以数智基础设施为技术基座,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内生动力,以平台治理为规则保障,同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劳动价值分配体系改革,形成“技术驱动—制度调适—价值共创”的融合范式。
内容提要 迭代的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救助向数智化转型,成为推动分层分类救助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智技术赋能社会救助的逻辑理路表现在以数据要素赋能为核心的数据治理逻辑、以系统平台整合主体要素为核心的开放性逻辑和以协同治理聚集合力为核心的整体性逻辑。基于 TOE综合性分析框架的研究表明,数智技术嵌入社会救助治理带来了技术定位脱靶导致的“沉默少数人”的数字排斥、技术主导僭越引发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权责归属模糊造成的忽视自主和创新的策略行为、部门数智治理碎片化带来的协同发力的组织失灵等异化风险。可从环境、技术和组织三个层面入手,通过匡正数智化救助理念,优化社会救助数智化平台建设及应用,构筑权责分明、治理规范的数智化综合救助体系,加强规制和协同机制建设等方式助推数智化社会救助提质增效。
内容提要 在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社会运行基底的时代背景下,身处“数字素养洼地”的老年群体正面临隐私泄露、电信诈骗和算法歧视等安全威胁。文章旨在揭示数字安全风险的结构化分层特性,在解析风险生成机理基础上提出适配的治理路径,为化解安全风险提供理论分析框架与实践方案。基于文献分析,从数字素养视角建立分层框架,将智能时代的老年群体划分为数字启动层、数字适应层与数字沉浸层:数字启动层面临技术失能与认知失调风险,主要源于技术排斥、认知衰退与代际反哺缺失;数字适应层面临高增长高脆弱波动性风险,核心成因是算法歧视、能力壁垒及适老关怀缺位;数字沉浸层陷入技术胜任错觉与信息闭塞的异化困境,根本诱因为过度自信、茧房固化与维权能力滞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分层治理路径:启动层以培训赋能、代际反哺与公益帮扶为治理策略;适应层重在算法治理、适老改造与监管强化;沉浸层则聚焦持续学习、认知纠偏与权益保障。